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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
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
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谠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和地方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3千6百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万5千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份的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
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份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
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谠。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杀人后入谠的，有2万多人是入谠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1万9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万谠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 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谠”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武装民兵和挡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的理论毒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
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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