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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严耕望于《治史答问》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并谓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
吕思勉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又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写书时，经常证据罗列，然后给出一些暗示；证据不足时，却不强说出结论，而是留待来者。吕思勉相信仔细读古书是可以一定程度的挖掘真相的。
在《白话本国史》一书中吕思勉罗列了商朝的帝系谱，并在未见到考古资料的情况下做按语道：“以上商朝的帝系谱，是据的《国语》：‘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又姜氏告公子重耳，‘商之享国三十一王’。”《大戴礼·保傅篇》：“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少闲篇》：“成汤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孙纣即位。”都和《史记》世数相合。又《书经·无逸篇》述殷中宗高宗祖甲诸君享国的年数，似乎也还确实。”此按语的结论是《史记·殷本纪》的记载非常可靠。后来，这一论断为考古出土文物证实。（王国维根据殷墟卜辞资料考证殷商先王先公名号，排出一个较为可靠的世系，殷商先王从汤至纣，正好也是三十一位；上博楚简《容成氏》简42也言“汤王天下三十又一世而纣作”）由此一事件可见吕思勉治学之方法以及古书本身有独立于考古文物的重要价值。
吕思勉读书极勤，世传他把二十四史从头到尾读过三遍。由于他写书有时只列举证据，不写结论，也有人批评他写书有抄书之嫌。
在《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吕思勉曾言：“学历史不是为了可以做前车之鉴。我们从历史得到的是分析问题的能力。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至极远之世的。”此可作为他对历史研究之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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