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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将“文章”之“道弊”以“五百年”划界，断自西晋以下。这样，“建安”、“正始”与“晋宋”、“齐梁”之间，便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从而被明确区分开来。由此对文章之流弊的抨击清汰，也就有了明确的对象，即“晋宋”以降特别是“彩丽竞繁”的“齐梁间诗”。
其次，他明确提出“文章道弊”的症结在于“风骨莫传”、“兴寄都绝”，而文章之“道”实即所谓“风雅”、“雅制”。这样，集中体现“风骨”、“兴寄”的建安、正始文学便不仅被划入“风雅”的范围之内，而且成为“雅制”的具体内涵与精神实质。
再者，联系他的创作实践，其“风骨”、“兴寄”的表现，既有对建功立业的宏大抱负与人生理想的抒发，又有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关心与讽谕，更有在幽愤的境遇中对宇宙之永恒与人生之真谛的思考与体悟。这种“感激”顿挫，微显幽阐，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卢藏用《过学堂览文集序》)的特点，在正统儒家政教文学观的立场上看，则“其言廓而无稽，其意奥而不明，盖本非中正之旨”(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也就是说，这种引入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与环譬寄讽的构思方式的创作实践，已远非狭隘的“玉帛讴歌”、“衣冠礼乐”的雅颂观念所能范围，而他正是以这样的创作实践，为其风雅观念提供了生动的活力与证明，从而形成其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完全一致的风雅观的新内涵的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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