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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重视经济问题，在《史记》中有专门记载经济方面历史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他在记述史实的同时，还对许多经济问题作了评论和分析，形成比较系统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经济观点。
西汉初年，面对凋敝的社会经济，汉王朝以黄老的无为思想作指导，与民休息，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比较放任，较少干预。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初年，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不仅农业获得了恢复发展，而且工商业也空前繁荣。封建国家、官僚贵族、大地主和富商大贾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西汉王朝的政策也就从无为转向有为，在经济上实行了算缗、告缗、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等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了广泛的干预。司马迁正是面对这样的社会经济现实，从庶民地主商人的角度出发，对经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人性求富的观点
司马迁认为对财富的追求是人的本性决定的“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还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追求物质享受，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任何人都一样的。不仅农工商贾追求财利，而且贤人、隐士、官吏、将士，以及赌徒、娼妓、流氓、恶棍，无一不是为了求利而活动。他特别称道通过农虞工商的生产、经营而致富的人，认为这些人都是“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是“贤人所以富者”，值得称道、借鉴的。司马迁之所以在《货殖列传》中为这些人立传，就是为了“令后世得以观择焉”（《史记·货殖列传》），“智者有采焉”（《太史公自序》）。
对贫富差别成因的认识
司马迁对社会上存在贫富差别的原因，也作了比前人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不同意前人提出的勤俭是致富的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勤俭虽然是“治生之正道”，但“富者必用奇胜”。他还认为，要想致富，必须“诚壹”，即专心于他所从事的事业。他又认为，富与贫是由于“巧”、“拙”和“能”、“不肖”的差别造成的。“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司马迁还把个人致富的可能性和致富的程度同有无本钱和本钱多少联系起来，认为：“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货殖列传》），没有本钱的人只能出卖劳动力，少有本钱的人可以施展经营本领，本钱雄厚的人可以逐时争利，发大财。
基于上述看法，司马迁把富者奴役贫者看作是自然的事。他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货殖列传》）。
对农、工、商关系的认识
司马迁既重视生产，又重视流通；既把农业看作本业，又不轻视工商业。他认为要满足人们消费的需要，就要有自然资源，还要有农、虞、工的劳动，以及商业的贩运流通，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货殖列传》），农、虞、工、商的生产和经营是人民的衣食之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挥农、虞、工、商的作用，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
对放任与干预的看法
司马迁认为农、虞、工、商所组成的整个社会经济，是合乎自然地在那里发展的，并不需要行政命令约束。每个人都“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因此，他认为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好听其自然，“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所以，他对汉初的经济政策是赞许的，他认为，“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货殖列传》）。他对汉武帝时所实行的某些经济政策是有看法的，“最下者与之争”就是对当时的某些政策的批评。比如对“告缗”，他指出其后果一方面是国家财政充裕了，另一方面，由于大批工商业者破产，造成“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平准书》），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没有了。
但是，司马迁也不主张完全的自流放任他认为过分放任，“网疏而民富”会产生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竞相奢侈等现象，就会出现“物盛而衰”的局面（《平准书》）。商品货币经济的过分发展，也会产生兼并投机，去本趋末，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采取某些干预的措施。比如，他对计然（见范蠡）所讲的控制粮价以使“农末俱利”的干预措施，就是赞扬的。
平均赢利率观念
司马迁还认为，“庶民农工商贾”有同样多的本钱，都同样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赢利。一个千户侯每年从一户征收二百钱，一千户即可取得二十万钱。农工商贾如果有一百万钱的本钱，就可以取得和千户侯相等的二十万钱的赢利。如果哪个行业得不到百分之二十的赢利，就不值得投资经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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