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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为新儒家代表人物，认为现代新儒学的任务为“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他独力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融合康德哲学与孔孟陆王的心学，以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互相诠解。
牟宗三的思想受熊十力的影响很大，他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 自言其为学经历三个阶段：三十至四十年代为第一阶段，主要从事逻辑学、知识论和康德知性哲学研究；五十年代为第二阶段，研究重心转移至中国历史文化及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六十年代为第三阶段，又转而从头疏解中国传统的儒、佛、道三家之学，而尤重于宋明理学的研究。这以后，牟宗三较多地着力于哲学理论方面的专研，谋求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的融通，并力图重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
牟宗三把历史上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儒家中则又判定孔、孟、陆、正为“正脉”，认为儒学就是“身心性命”之华，而其他则都是所谓的“绕开去”、“歧出”。他对宋明理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区分，提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胡宏、朱熹、陆九渊、王守仁、刘宗周是宋明理学中的九个代表人物，把陆象山与王阳明归为一系，胡宏与刘宗周归为一系，合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而为“宋明儒学之大宗”，其论学以《中庸》、《易传》、《论语》、《孟子》为主；至于程颐和朱熹则是所谓的“别子”和“继别子为宗”，其论学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
牟宗三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是有道统而无学统和政统，内圣强而外王弱。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 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牟宗三提出了“开出”说即儒家的“内圣之学”而开出“新外王”、由“道统”开出“政统”和“学统”。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坎陷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也就是从“道德主体”转出“民主”与“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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